記者 林建成 / 高雄報導

長年為愛滋病患者醫療權利奔走發聲的美國人 Peter Staley (彼得 史塔利),應邀參加第一屆台灣國際酷兒影展。史塔利為讓愛滋病患者享有同等醫療權利,持續和美國政府機構纏鬥,策劃街頭抗議吸引媒體關注。導演將 Staley 的付出,製成記錄片「瘟疫求生指南」(How to Survive a Plague),該片在2013年入圍美國奧斯卡最佳記錄片。

Staley接受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專訪,他談到:美國治療愛滋病現況、抗爭的掙扎與勇氣、公民不服從、同志平權、宗教、經營民間組織等議題。

11歲時便知自己是同志,Staley卻一直壓抑到24歲被診斷出罹患愛滋病時,才向家人出櫃。由於當年美國老布希政府對新興的愛滋病採取消極放任態度,食品藥物管理署(FDA)審查新藥過於官僚緩慢,使得愛滋病患者得不到治療而死亡。

Staley認為這樣拖延下去,自己也會很快死亡,於是挺身對抗美國政府,他加入 ACT UP (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) 非營利組織,發起遊街抗議,催促美國政府加快研發和審核愛滋病新藥,挽救瀕臨死亡的愛滋病患者。他在1991年創立 ACT UP 周邊組織 TAG (Treatment Action Group),著重在推動愛滋病良藥和斡旋藥廠。

Staley在美國是位活躍激進的社會運動者,除了發動遊行抗議,已和警方發生衝突,更在1991年用特製的超大型尼龍保險套,套住參議員赫姆斯的家,抗議赫姆斯在國會對愛滋病患者的不友善立場。此舉當然引起媒體大幅報導,也成功傳達「政府政策殺人」的形象給社會大眾。


今日美國治療愛滋病的情況為何?

愛滋病平權行動和往年已經有很大不同,之前大家很焦慮在尋求救命藥,但1996年發現雞尾酒法新藥後,患者已可活更久的時 間。可是美國一直沒有做好預防HIV的工作。直到1990年,每年還有五萬人罹患,且每年的人數都沒減少,真是國家恥辱。大家都認為已找到救命藥了,死亡 率也下降80%,都以為度過危機了,也不再憂慮,公眾注意力就轉移了,殊不知病毒是會傳染的。

我們還有很多要做,華盛頓特區、紐約、舊金山、麻州等四大嚴重感染區現在都比較低了,華盛頓特區和紐約的感染率在五年內減少45%感染人數。



您認為愛滋病已被控制住了嗎?

沒有,得達到每年更少人數感染才算。男同志感染HIV的人數增加,尤其在大都會,因為年輕男同志沒歷經當年的危機,所以不認為有風險。



身為抗爭者,您如何判斷所做的抗爭在未來世代是正確的?

首先,你得拋開私心,謹記你所做的是為了所有愛滋病患者和身處風險中的人,別讓個人立場影響公眾權利。第二,竭盡所能地成為該領域的專家,持續學習、閱讀、研究。當你結合上述兩項,就會得到永世的處方。



Peter Staley 年輕時便投入街頭抗爭,他表示抗爭者得抉擇要付出多少代價和風險達到訴求,都須要勇氣。 (台灣國際酷兒影展 提供)

Peter Staley 年輕時便投入街頭抗爭,他表示抗爭者得抉擇要付出多少代價和風險達到訴求,都須要勇氣。
(台灣國際酷兒影展 提供)




抗爭前會有內心掙扎?例如被打傷、逮捕、入獄或留下不良記錄等?

不會,從歷史看「公民不服從」的抗爭行動,都很值得。我被逮捕過10次,也沒有留下不良記錄,因為我們有很多優秀義務律師協助我們。有時候,我們只被罰社區服務,記錄就可免除。



台灣「太陽花學運」和香港「傘花革命」,有些抗爭者擔心會留下記錄或入獄,您的看法?

「公民不服從」須要勇氣,抗爭者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「非暴力」,每位抗爭者得抉擇要付出多少代價和風險達到訴求,這都須要勇氣。香港在過去幾天的情況的確讓人驚訝,美國的抗爭行動很多都有嚴重暴力傷害、牢獄之災、犯罪記錄、甚至死亡。



在太陽花學運中,有人說學生的本份就是把書讀好,其它事不必管太多,您認為?

說這些話的人,都是無視歷史的人。全世界很多社會運動都是由學生發動帶領的,例如學生抗議南非種族隔離政策、學生要求女性 平權、50和60年代學生抗議黑白種族隔離政策,這些都是學生發動的!歷史也證明學生的訴求是正確且具正義的!青年的思想無遮、善惡分明,老輩的思維未免 也太消極,認為年輕人的想法不重要。



您如何面對不傾聽人民聲音、毫不動搖的政府?

我就會走上街頭抗爭,藉由媒體發聲,投稿主流新聞媒體,形成輿論社會壓力。如果都無效,我就策劃一些能吸引電視新聞採訪拍攝的舉動,讓民眾知道有些重要的事情正被政府和媒體忽視。



「公民不服從」的行動界線為何?

非暴力。突發的情況每有不同,我也不知道如果我在埃及的解放廣場上會做出什麼動作,是否也會還手?在美國,社會運動如果有任何暴力行為出現,都會失去公眾支持,也無法達成目的。常用腦力思考如何達到訴求,暴力只會讓你喪失達到訴求的能力。



台灣國際酷兒影展中,Peter Staley (左) 於映後回答觀眾提問。(台灣國際酷兒影展 提供)

台灣國際酷兒影展中,Peter Staley (左) 於映後回答觀眾提問。(台灣國際酷兒影展 提供)




您對於台灣政府處理同性平權的政策進度?

我看到民間組織推動同性婚姻和性別平等條例,還有一些社會運動。台灣的政策在進展中,但很顯然還有漫長路要走。台灣人民追求生活理想和自由,也願意採納他人。這樣的條件可造就平權,會比其它國家來得快。



宗教和同性戀一定處於對立?雙方如何對待?

宗教和同性戀不一定得對立,雖然它們時常如此。宗教要了解對於同性戀所持的虛偽立場,一些教會常抨擊同性戀是大罪惡,他們 遵循聖經說:非處女結婚的女性,得被亂石打死;可是你卻不見教會施行如此的懲罰。我覺得教會要理解我們已活在新世紀,聖經中有關同性戀的字句已無須再跟 從,因為我們同屬上帝所創。同志族群逐漸取得應有權利,兩種文化可以融合為一。



如何領導經營一個成功的民間組織?

首先要有經營管理技能,也要和你所代表的族群有相當好的關係。我常看到有些組織不但孤立消極,與其代表的族群關係薄弱,慘不忍睹。所以,透明度、代表的族群對話都很重要,以此為日後擴大和取得支持的基本要件。



每日的動力為何?

是,愛滋病危機尚未解除,我53歲了,在我有生之年也許可被治癒,但還得5至20年才會出現疫苗。我會一直對抗直到愛滋病危機解除,我每日的動力來自於為全世界所有愛滋病患者抗爭。

 

新聞來源:公視新聞

http://pnn.pts.org.tw/main/2014/10/07/%E5%B0%88%E8%A8%AA-%E6%84%9B%E6%BB%8B%E5%B9%B3%E6%AC%8A%E8%A1%97%E9%A0%AD%E6%8A%97%E7%88%AD%E8%80%85-peter-staley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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